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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农民起义是历史的动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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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1 11:45:0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在我们特别的政治文化氛围里,经过多年的浸润与濡染,媒体或教材用语往往带有异样的价值色彩与爱憎倾向,“农民起义”一语就是如此。1979年出版的《辞海》里,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爆发的武装斗争,……”绝对的“正能量”。而在“维基百科”2009年模板中,则将“农民起义”介定为“中立性、有争议”,并给出定义:“农民运动,又叫农民起义、农民起事、农民战争,是一个具有广泛应用的共产党术语,通常意味着农村或农业人口的暴动,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可见,农民起义仍然是一个不无异议、值得讨论的话题。

  “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通史》第四章)是写入官方史书的。历史上的“民变”、“暴乱”乃至“邪教”事件,曾几何时,在主流话语中,其主体变成了笼统的“农民”,其性质则变成了正义的“起义”。“起义”者,“仗义起兵”、“正义起事”也,其所强调的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是“价值肯定”。正因如此,体制内的历史学家也往往按照这一观念加以诠释,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被诠释成一部农民起义史,比如,在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农民起义”了349次;在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中,“农民起义”了561次;即使翦白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农民起义”也出现了100次。

  学术无禁区。作为学术研究,任何观点、任何视角,都是无可非议的。在历史研究中,预设结论、先定基调,然后按照这些结论与基调,搜集、填充、取舍、剪裁历史资料,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需要与意识形态,这不仅不是“以史为鉴”,而是强奸古人、歪曲历史。倘若再把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当作金科玉律,在历史问题上一锤定音,在学术问题上一言独尊,并以此要求学界与学者,不仅不符合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官方精神,而且有悖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如果人们能够摆脱极左思潮的羁绊,冷静面对尘封的历史文本,我们不妨这样说,如果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对加速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发挥了某些作用的话,那么,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实在看不出有太多的进步意义。

  一、历史动力的客观标准

  一些人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加区分地一概定性为“历史动力”。这种看法并不是通过历史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而是出于政治需要确定的政治立场。这一说法,曾有一段经典的权威结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为了服从这一既定立场,一些历史学家或被迫或识趣地修改了原先的结论,务使学术与权力保持一致,以避免陷入当代的文字狱。正因如此,本文不拟从价值肯定的角度谈论农民起义,文中关于“起义”的文字,均为中性用语。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肯定有其社会客观因素,说明当时的政权或社会的确出现了尖锐的矛盾或严重的危机。然而,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危机,起义并非唯一途径。起义作为一种代价高昂的社会变革,其实是不得已的政治选择。即使作出选择,也未必能达到社会预期。动机与效果、预期与结局、纲领与实践往往并不一致。我曾试图对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政治纲领与口号作出分析。由于这些纲领与口号只具象征性、暂时性、工具性,有的的确反映了民变群体的真实愿望,有的只是小生产者的经济政治空想,有的只是出于拉杆子、搭台子的工具目的,有的则在地位变化之后被自身所抛弃。原因种种,促使我放弃了最初的想法。

  按照偏执且武断的“历史动力”理论,漫漫两千多年的中国史,似乎存在着一条历史射线,这条射线通常以秦代为起点,向前延伸着、辐射着,经过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仍然没有终点。按照这种理论,射线之上的历史角色只有农民与地主,农民起义则是这条射线的动力源;射线之外,举凡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民族纠纷、文化科技、外交国防,统统不见了,什么统一六国、焚书坑儒、天山牧马、和亲匈奴、三国争战、五胡乱华、贞观之治、汴京繁华、宋金对峙、蒙古并吞、郑和出洋、康乾盛世、鸦片战争等等,都成了无足轻重的历史泡沫,历史发展的线索只许在农民起义的潮流中去寻找。按照这种理论,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仅不会出现倒退或回潮,甚至不会出现上升中的螺旋,整个历史潮流似乎只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果农民起义总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如果农民起义总在推动历史一往无前,且不说从“雄汉盛唐”到“弱宋腐明”的笼统说法,古代中国陷入皇权专制的长夜何以持续两千多年?近代中国何以屡屡陷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悲惨境地?

  在我国,存在着两种传统的“历史动力”理论,一是“人民论”,一是“农民起义论”。但是,历史进程从来不会为哪杆旗帜下哪股势力所左右。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历史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过程,“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95、696)恩格斯严谨的论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人类能动性的角度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认为,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每一个体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绝对不限于皇封的“人民群众”或御赐的“农民起义”。如果仅仅将由权力确认的“人民”、“农民”摆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不仅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老祖宗”的教诲。其中能够解释的原因,就是出于现实的算计。当然,人们参与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85)恩格斯对历史动力问题进一步作出概括,“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原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248)历史是由各种合力共同创造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的结论。

  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活动,当然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或历史环境去考察。站在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对于确立俯瞰整个历史进程的历史观,都是偏颇的。如果当代政治人物基于统治秩序的需要,古为今用,史为政用,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而已沦为政治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认为,上层建筑的下列因素在推动历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96)这些举措,在中国历史上存续较长的王朝都可以看到其痕迹。而在那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一些民变头目那里,是很能找到的,这也是一些民变头目即使一时得逞甚至抢到政权也无法长久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当代史上,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可谓波澜壮阔。如何评价其得失与成败,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现在来看,这个标准是客观的、科学的。那么,农民起义是否历史动力,对于这样一个历史跨度更大的历史活动和历史现象,显然也需要一套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标准。潘旭澜先生在评论太平军时曾经指出,“如果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姓的安居乐业,民族的团结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太平杂说》,百花文艺2000版)

  这个标准当然是可以讨论的。笔者以为,这个标准大体是客观、科学的。潘旭澜先生曾对太平军的历史活动与历史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这场以邪教面目出现的、导致了社会经济极大破坏、生命财产极大损失、传统文化极大摧残的所谓起义,不仅打乱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且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要知道,英法联军对我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包括火烧圆明园)、沙皇俄国逼迫清廷割让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岛),都发生在太平军播乱东南半壁之中或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军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不是什么历史动力。

  二、农民起义领袖并非农民

  前年,我在撰写水浒系列随笔时,曾写过一篇《宋江一伙并非农民起义》(2012年《同舟共进》第八期),文中对梁山一百单八将的职业出身作了初步分析。近日在网上看到唐元鹏先生的《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一文。文中以中国历史上12次农民起义作为分析对象,依次是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军起义。据唐先生考证,这12次农民起义的领袖,其职业可稽考者有35人,其中:

  吏员9人:刘邦(亭长),王匡、王凤(评理诤讼的小吏);翟让(东郡法曹),窦建德(里长),刘福通(巡检),陈友谅(县吏),李自成(驿卒),徐天德(差役)。

  商人8人:黄巢(盐商),王小波、李顺(茶贩),方腊(漆园主),钟相(小商人),徐寿辉(布商)、张士诚(盐商),高迎祥(马贩子)

  军人出身4人:陈胜、吴广(屯长),王嘉胤、张献忠(边兵)。

  贵族3人:项羽(没落贵族),刘秀(远支皇族),李密(蒲山郡公)。

  地主2人:韦昌辉、石达开(小地主)。

  宗教人士13人:张角(太平道),钟相(自封天大圣),方腊(明教),韩山童、徐寿辉、刘福通(白莲教),朱元璋(明教),徐天德、王聪儿(白莲教),冯云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拜上帝会)。

  农民3人:杨幺(相传为渔民),杨秀清、萧朝贵(烧炭农民)。

  我对作者这一考察结果重新统计,得出如下结果,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曾为基层官吏、下层军人、商人或出身贵族、地主的有26人,占74.3%;与宗教有关或打着宗教旗号的13人,占37.1%,真正的农民只有3人,占8.57%。这一结果,与我前年对梁山一百单八将所作的职业分析基本吻合。

  对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仅仅考察其出身和职业,作为分析其社会立场与社会行为的基础与支点,似乎过于单薄或孤立,然而,这些被官方多年推崇歌赞的农民起义领袖,虽然只是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居然不是农民,岂不怪哉!他们的社会行为既不反映农民意志,也不代表农民利益,这样的社会行动如果称之为“农民起义”的确十分勉强。正因如此,我对梁山草寇作出了性质判断——宋江一伙并非农民起义。而基于唐元鹏先生的分析,也有人在网上撰文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农民起义》,似乎大同小异。

  有人或质疑说,农民起义的领袖并非纯粹的农民,但起义队伍的基本成员是由千百万农民构成的。因此,以其领袖的职业和出身来否定这个队伍的性质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质疑者忽视了事物的另一面,即起义者的敌人——官军,其基本队伍也是农民,而这并不意味着官军也是他们同一堑壕的战友。谁又能够否认希特勒百万大军的主体不是工人与农民?

  三、阶级斗争的线性思维

  不知是否有人误用了对立统一理论,在任何事物中都要找出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才能证明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奴隶社会总要奴隶与奴隶主对立统一,资本主义社会总要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统一,封建社会当然要农民与地主对立统一。

  在这种理论支配下,我国的历史学变成了僵化的阶级斗争学说。范文澜先生指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中国通史简编》第五章)翦伯赞先生则认为:“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第四十六章)白寿彝先生说的更明白,“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关系仍然是一种对抗关系,所以地主与农民两个对立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通史》第四章)

  将我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的历史,简化为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这是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从根本上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马克思的确说过:“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不仅存在着阶级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民族之间矛盾,如此等等。这些矛盾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着、变化着,有时此种矛盾处于主导地位,有时彼种矛盾处于主导地位。春秋时的百家争鸣、文景时的休养生息、两晋后的民族融合、贞观时的开明政治、开元时的文化开放、两宋时的政治宽容,这些历史事件或历史活动并不能一概归结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然而,它们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显然不亚于农民起义。而战国时的合纵连横、三国时的金戈铁马、中唐时的藩镇争权、宋辽(宋金)间的百年战争、蒙元时的征服杀伐、明中期的宦官专政、康乾间的文网字狱、晚清时的甲午战争,他们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可否认,且不论其作用之正负,至少不能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事物复杂的发展变化简单化、庸俗化,这是“文革”中常常出现的逻辑。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P462)反观国内一些理论,将农民起义视为单一线索或“真正动力”,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这显然不同于恩格斯的“平行四边形”的“历史合力”。

  四、农民起义的历史怪圈

  马克思在《<</span>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P9)古代中国的农民,既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不代表先进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模式,他们无法突破时代与自身的局限,只能在原有的经济与社会格局中制造一些冲突与波澜。每一次农民起义的潮水退去,人们在历史的海滩上发现,中国社会仍在皇权专制的磨道里兜圈子。换句话说,农民起义根本不曾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是在社会既定的框架内原地打转而已。

  翻开史书,农民起义往往呈现这样一幅图景,他们或聚众起事,或落草山林,经过多年流窜征伐,浴血奋战,或者推翻了旧朝廷,或者重击了现政权,或者建立了新王朝。在鼓角铮鸣、王旗变幻的风尘过后,神州大地仍然是封建皇权。元代张养浩笔下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正是对历史图景的真实描绘。

  鲁迅先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争椅子”理论,他指出,“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完整考察鲁迅先生这段话,其实是一论述、二举例、三结论的“三段论”。他在论述时讲的是“统治阶级”,举例时讲的却是“革命者”,结论是“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皇帝’也是如此)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在朝的、在野的;保位的、造反的;“现在的”统治阶级、“潜在的”统治阶级,颠来倒去,如此而已。鲁迅先生目光如炬,入木三分,寥寥数语,说透了一部中国史。那些农民起义的头头们,不管他们喊出的口号多动听,折腾的动静有多大,目的无非就是“争椅子”——龙椅。争到了“椅子”干什么?就像阿Q所作的“革命梦”:“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可以合法抢财产,“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可以公然报私仇,“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可以随便找女人,“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阿Q正传》)中国有一句古语:“成王败寇”,用来描述这些农民起义再恰当不过。刘邦、刘秀、朱元璋,在野之时,东逃西窜,狼奔鼠突,曾被当时的掌权者以“贼寇”剿之。及至扫灭群雄,平定天下,争到了那把“旧椅子”,居然就成了某某“祖、宗、帝、王”。这时,如果再有哪路风尘觊觎其屁股底下这把“旧椅子”,就会被捷足先登者毫不客气地当作“贼寇”消灭之。陈胜起事时,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那意思无非是说“皇帝轮流坐,今日到俺家。”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都是一个意思,中国的农民起义,其实就是那个老套的游戏——“争椅子”。中国社会有时又好象一个古老的磨道,无论“赶驴的”(人)、“拉磨的”(驴),角色如何互换,总是围绕着这磨道转圈而已。

  马克思在遥远的欧洲分析了洪秀全太平军的活动性质,“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马克思引用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话说,“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同上)马克思的“强盗”式破坏与鲁迅“寇盗式破坏”,可谓异曲而同工。

  作为改朝换代工具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们往往呈现以下几种结局:

  一是打下了江山,做了皇帝。如汉代的刘邦、明代的朱元璋,在鼓角声里,在刀剑丛中,虽然他们争到“椅子”,成了“赶驴的”,建立了新王朝,奠定了几百年基业,在皇权专制的本质上,却是换汤不换药。刘邦这样一个“乡镇干部”(泗水亭长),革命成功之前,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而当他坐上龙椅,体验了九五之尊,竟感慨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一切草莽之主似乎都是如此,一朝登基首先杀掉功高震主的“战友们”,龙床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朱元璋这个贫雇农出身的皇帝,黄袍加身之后,居然不能容忍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政治上更是变本加厉,废除相权,大兴文狱,极权专制,野蛮杀戮。

  二是过了皇帝瘾,旋即败亡。如唐末的黄巢(大齐帝),明末的李自成(大顺帝)、张献忠(大西帝),太平军的洪秀全(天王)。革命尚未成功,称孤道寡已是“第一要务”,又是建国,又是改元,立足未稳,旋即覆灭,成了历史的笑柄。黄巢与李自成所部,已经占领帝国首都,最后功败垂成。而张献忠、洪秀全,不是疯狂杀人,就是骄奢淫逸。对于这些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骄傲自满和缺乏经验,在政治变迁的关键阶段,暴露的正是农民自身的胸襟与眼界,暴露的正是这个群体破坏有余、建设无能的群体特征。

  三是做了嫁衣裳,他人称帝。农民之所以起事暴动,原因种种,过于简单的说法是——“官逼民反”。然而,他们的行为,大多以失败而告终,或者力量悬殊,经验不足;或者目光短浅,欲壑难填;或者外寇入侵,腹背受敌。在民变风潮的冲击下,旧政权摇摇欲坠,到头来却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胜利成果为他人所窃取。在民变蜂起、天下大乱的年代,往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不得志、有野心的官僚、贵族,利用他们的统治经验与政治基础,成为社会巨变中的投机分子,利用局势火中取栗,农民起义适成为他们窃取政权之工具。新莽的刘秀、隋末的李渊,就是在绿林赤眉起义和隋末战乱中夺取政权的。

  四是折腾三五年,一地鸡毛。在中国古代,邪教势力似乎非常猖獗,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会等等。他们是披着宗教外衣,还是邪教蓄意闹事,也许兼而有之。其中影响最大、破坏最巨的当属太平军。如果说法轮功是模仿、篡改佛教的邪教,那么,拜上帝会就是模仿、篡改基督教的邪教。这些东西并非真正的宗教,而是“文革”中常说的“反动会道门”而已。这种势力基本上没有进步意义,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只会造成破坏或动荡。他们折腾了几年,只是在史书上留下几行关于“贼”“盗”的名录,他们自身却成为历史长河的泡沫,破灭了,消失了。

  五、黄巢起义的千古浩劫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少的农民起义,不仅不是历史动力,他们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甚至比腐败、无能的统治阶级危害更甚。人们常说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统治阶级。其实,一些农民起义同样沉重打击了人民群众。在这点上,中外思想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鲁迅先生评论李自成:“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利害的。”(《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马克思评论太平军:“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在这里,我们不妨以黄巢、张献忠为例(太平军起义,潘旭澜先生已有专著,姑置不论;李自成起义,延安时期即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权且不提)。

  在官方史家笔下,黄巢是一个“高大全”的起义英雄。1200多年后,如何看待这个历史人物,不仅需要新的历史资料,而且需要新的历史视角。黄巢从小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小学时读过他的两首菊花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第后赋菊》)黄巢还有三个重要经历,已在当代官方史书中实现了“历史虚无”:

  一是屠广州。唐僖宗乾符六年(879)九月,因唐王朝拒绝了他担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黄巢遂率军攻占广州,野蛮劫掠与屠杀。据梁启超转引:“回历纪元264年(相当于公元878年,与中国纪年有误差),叛贼黄巢陷广府(广州),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饮冰室专集》之73)这一史实在另一书中也得到证实,“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版,P96)

  二是祸长安。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五日,黄巢率军攻占首都长安,迫不及待地建国称帝。有人在大门上涂诗嘲弄黄巢军,黄巢部下竟将该衙官员和门卫全部挖去眼睛,头足倒悬,挂于门前;又在全城搜捕能写诗者并全部杀害;凡识字者均罚作贱役,所杀总计三千余人。(《资治通鉴》唐纪70)中和元年(881),唐军一度攻入长安,百姓协助官军将黄巢驱逐出城。黄巢再次攻进长安后,“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新唐书》卷225下)中和三年(883)四月五日,朝廷借沙陀兵协助攻城,“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资治通鉴》唐纪71)《新唐书》的撰写者在写到黄巢焚烧长安时十分痛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衖(巷)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卷225下)这座周、秦、汉以来的千年古都、世界名城,一炬成灰,从此再与首都无缘。

  三是吃人肉。中和三年(883)五月始,黄巢率兵围陈州(今河南淮阳县)百日,粮食短缺,就制作了数百个巨型石臼,饿急之时,将大批乡民、俘虏,不分男女老幼,活生生扔进臼中,用巨型石碓砸烂,每天“加工”数千人,连皮带骨作为士兵的食物(“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旧唐书》卷150下)。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全被吃光,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衮、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资治通鉴》唐纪71)黄巢所过之处,人烟绝灭,赤地千里。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年,黄巢所部至少吃掉了30万军人百姓。这种丧失人性、充满兽性的行径,较之德日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哪里是什么“历史动力”?这些史料经过后晋、北宋三个不同的作者群体,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均有记载。

  唐末著名诗人韦庄的《秦妇吟》,在历史上,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并称“乐府三绝”。这首乐府以目击者的口吻揭露了黄巢所部在长安的弥天大罪:“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六军门外倚殭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我们的史家赞赏杜甫的“三吏三别”,肯定白居易的《卖炭翁》,却指责《秦妇吟》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污蔑。

  六、张献忠屠川祸延百年

  如果以历史动力的标准来考察张献忠的所谓农民起义,可说是极大讽刺。张献忠的罪行令人发指,几乎使“天府之国”倒退到蛮荒时代。在史家眼中,浩劫之后的四川,是怎样的图景呢?“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死人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之,遍体皆生毛。”(《明史》卷309)其实,四川“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而“明末兵燹之后”是因,“丁口稀若晨星”是果(《四川通志》)。据《明会要》卷50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尚有人口3102073人(“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只剩人口约50万。(《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其实主要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四川人口竟然减少了260万人。史称:“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虎之口,而蜀人几无噍类也!”(《蜀警录》)这期间,南明、清军、土匪各路势力难辞其咎,而作恶最剧者正是张献忠。张献忠的农民起义,作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使“天府之国”沦为“人间地狱”,以致自清康熙年间始,不得不实施长达百年的大规模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这就是史书为什么会记下“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耕种皆三江、湖广流寓之人”(《清史稿》志95)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的官方史书不仅对张献忠的暴行讳莫如深,反而赞赏“张献忠的军纪严明,……他的军队不准妄害良民,不准娶本土的妇女为妻,不准私受民词,不准擅自招兵扰害地方,如果招兵扰民,‘许彼地士民锁解军前正法。’”(《中国史纲要》第八章第五节)正因如此,论述张献忠罪行的人们,为避免这种无聊的扭曲,只得转而凭据民间野史或外国人的记述来论证这段历史。

  张献忠入川之前已是恶行累累。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攻陷成都,建国大西,改元大顺,称帝登基。张献忠在成都两年半的时间,嗜血滥杀,血腥恐怖,专制暴虐,倒行逆施,其行径令古今中外的屠夫与暴君都望尘莫及。仅择其要者而述之。

  一、屠杀儒生。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似乎天生敌视知识分子。黄巢屠杀诗人,洪秀全摧毁孔教,张献忠也拿知识分子出气。一些人认为,科举制度是统治阶级为知识分子设置的圈套,证据是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15)张献忠也为知识分子设了一个圈套。张献忠“立国之初,假开科之名,召士人三万二千三百余人,其中一人未至,小视其令,即虎威大作,将众士人尽行屠戮。”(《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此桩恶行在《明史》、《明史记事本末》中也有记载,不同之处是其细节,“集于青羊宫”,“击杀数千人”,“笔墨成丘冢”。《圣教入川记》为法国人古洛东所撰。明末两名外国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传教,被张献忠俘获后担任其“天学国师”。作为张献忠暴行的目击者,安文思曾撰写《张献忠记》。古洛东之《圣教入川记》,主要内容即基于此。

  二、奖励杀人。张献忠穷途末路之际,纵兵屠杀川民,竟然以杀人多少,作为提拔、奖励部下的主要依据,“得男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官以次进阶。”而且“童稚手足不计,止计壮男女手足,……有逾十倍者,奖以为能。”(《蜀碧》)一名士兵日杀数百人,立马提拔为都督。另一史籍也有记载,张献忠“所遣诸将,以所杀之多寡为功。首级重,不可携,男子割势,妇人则刓其阴肉及乳头。有不及取者,则但以人手为验。验功之所,手积如山。”(《客滇述》)其行径几可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杀人比赛相提并论。鲁迅先生指出,《蜀碧》这些“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三、屠夫创新。张献忠嗜杀,几成变态,杀人也花样翻新。翻检史书,其恐怖血腥,不忍卒读。“杀人之名,割手足谓之匏奴,分夹脊谓之边地,枪其背於空中谓之雪鳅,以火城围炙小儿谓之贯剧,抽善走之筋、斮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蜀碧》)触目惊心,令人心悸,还是不翻译为好。张献忠出川,行军迟缓,竟视妇女为累赘,“下令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集如山,血流成河。”(《圣教入川记》)这个屠夫且以祸害儿童为乐事,“有孕者剖腹,以验男女;又取小儿每数百为一群,围以火城,贯以矛戟,视其奔走呼号以为乐。”(《蜀碧》)张献忠每屠一地,都要统计“战果”,“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鼻几大堆,所过处皆有记。贼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误伸者,两手俱斫。”(同上)受到鲁迅谴责的“张献忠式剥皮”,程序是这样的,“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於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同上)

  四、血腥屠川。张献忠深恨川人,他认为几次作战失利,均因川人所致。此前已杀害川人14万多,仍不罢休。1645年11月22日,张献忠欲对成都屠城,暗中派人散布谣言,称外敌来犯,以蛊惑民心并集合百姓。然后,暗中布置军队,做好“剿洗”部署,严令“不留一人”。却对部队宣称:百姓暗通敌人,勾引外敌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在传教士笔下,“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圣教入川记》)张献忠的义子、平东将军孙可望领兵在外,听到成都大屠杀的消息,也无法理解:“哀哉无辜小民,杀戮尔等者,已绝吾等之望矣。……父王(指张献忠)为百姓之首,如一身之肢体然。今手足已去,其头安能独存哉?”(同上)屠城之后,张献忠余怒未消,下令“孙可望等四将军,分道出屠,穷乡僻壤,深崖峻谷,无不搜及”(《蜀碧》),逢人便杀,“士尽矣,及匠佣;男尽矣,及妇女;民尽矣、及僧道;人尽矣,及犬牛;物尽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堙其井,平其城。”(《蜀碧》)张献忠不仅屠杀四川民众,甚至下令屠杀川籍士兵,“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四川之祸,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客滇述》)“野史氏”评道:“迨献忠陷成都,一、二年间屠戮川民,靡有孑遗;虽石虎、符生之残,黄巢朱温之暴,亦不至若此之甚。”(同上)

  五、焚毁王宫。诸葛亮曾赞赏四川,“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蜀汉以降,几代王侯,惨淡经营,颇成规模。张献忠攻下成都,首先将王宫变成兵营,“尽伐梨树,做宫室驰道,练兵于此,号为御营,……”(《客滇述》)农民军似乎有焚烧王宫的传统,项羽焚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城,张献忠也是如此,他在撤离成都时,“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刘备)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同上,亦见于《荒书》)外国人的记述范围更广,张献忠“下令将皇宫焚毁。……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烬,实属可惜。”(《圣教入川记》)

  《鲁迅全集》中有10多处谴责张献忠屠川内容。有人对鲁迅先生敌视农民起义的立场表示不解,而这恰好体现了这位思想家的远见卓识。鲁迅先生在《记谈话》中指出:“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华盖集续编》)这也就是孙可望所说的“有王无民,何以为国?”鲁迅先生在另一文章中分析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张献忠“分明地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所以就杀,杀,杀人,杀……”(《准风月谈·晨凉漫笔》)鲁迅先生批评张献忠破坏了“奴隶规则”,“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坟·灯下漫笔》)鲁迅先生谴责道,“张献忠杀人如草”,“为杀人而杀人”,“‘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张献忠在四川的血雨腥风、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这哪里是什么“历史动力”?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梦魇,也是历史长河中的逆流。

  四川学者郑光路指出,近几十年来,有人常把记录张献忠暴行的史籍,斥责为“清朝御用文人栽赃”、“清朝统治阶级的污蔑”。“四川在线”2002年4月4日、5日连续两天报道,成都“新南门立交桥工地上发现了大量人体枯骨……随便一锄头挖下去都是骨头……运走好几车了,还在不断出现……”成都市考古队的魏主任认为,“完全可以推断,这些尸骨就是张献忠屠城时在战乱或瘟疫中死亡的人”。无辜者的白骨向天作证。

  本文从三个理论角度和三个史实角度考察和分析了历史上所谓的农民起义。写下这些文字,心情是沉重的。我们常常自豪地宣称,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其他文明如何衰落灭亡。然而,人们往往不愿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已经蝶变为民主、自由、博爱的文明,成为当今世界文明大河的主流,而我们的黄河文明仍然在历史的漩涡中看不到尽头。台湾作家柏杨有一段十分深刻的“柏杨曰”:“政治运转的轨迹,常被政治文化所决定,中国每次革命都停留在原地盘旋,不但不能起飞,反而更向地狱下陷,似乎可以在这上面找到原因。西方则无论法国推翻专制、美国建立三权分立、英国砍掉国王人头,而在政治领域中,都有晋升,使人类尊严,得以日形提高。中国恰恰缺少这些,自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年间,政治的和学术的思潮,漫漫如同长夜。”(《资治通鉴·狼虎谷》)我国的历史惰性、历史因袭竟是如此深重,中国总是无法跨越这深不可测的“卡夫丁峡谷”,只能徘徊在历史的怪圈之中。

  柏杨在其史著中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历朝历代的中国百姓,无论面对在朝的执政者,还是面对在野的觊觎者,这些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动辄被屠城、大规模杀害;军队粮草不足时,竟把百姓活躯当作军粮;还有的绑架百姓到大街上屠杀切割,零卖人肉,政治如同刀俎,百姓形同鱼肉……史不绝书的太多苦难,令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然而,一些囿于意识形态、昧于既得利益的所谓“专家”、“学者”,竟然将黄巢、张献忠这类杀人如麻的魔鬼与屠夫,将洪秀全这样严重戕害中华文化、招致深重外患的民族罪人,将李自成这种利欲熏心、鼠目寸光的野心家,通通奉之为“农民起义”,奉之为“历史动力”,奉之为顶天立地的英雄。这些学者往往以马列、鲁迅信徒自居,动辄把自己的歪理邪说标榜为“马克思主义指出”。然而,对于马克思严厉谴责的太平军的倒行逆施,对于鲁迅反复鞭挞的张献忠的兽行,这些人根本充耳不闻。名师门下不乏不肖子孙。光环之下、重赏之下,为从权力门缝里得到一点残羹剩饭,不惜抛弃学术尊严,背叛师门,篡改师训,在所难免。而这也是我感到沉重的诸种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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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4-3-21 12:43:42 | 只看该作者
马列主义本来就是一家之言,和现在西方到处推销的普世价值一样,都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根本不具有全球普适性的真理价值。中国人在思想上不要太懒惰,应该结合自己的文明特点历史经纬现实状况,发展出自己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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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4-3-22 20:18:25 | 只看该作者
那么还是西方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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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4-3-23 13:30:54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天天向上就是好 于 2014-3-23 13:34 编辑

如果把历史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用微观代替宏观,就如同用显微镜的观察来评判美女是不是美女,结论当然是值得商榷的。同样,如果死死抓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维护黑奴制度、残杀印地安人的事迹不放,那么,美国的独立是不是也是一场人间悲剧?美国的开元勋们是不是也定性为屠夫刽子手?那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不是因为林肯总统对南方民众的无情屠杀,而应列为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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